（原标题：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签署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答记者问）

问：当地时间7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将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炒作达赖集团所谓“大藏区”概念，要求美政府及“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反击中国政府“涉藏虚假信息”。拜登总统同时发表声明称，该法案没有改变美国两党长期以来的政策，即承认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藏区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拜登签涉中国西藏法案，中方严正交涉（图为中美国旗，与内文无关）

答：所谓“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违背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承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方利益，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当前，西藏社会大局安宁和谐，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民生福祉保障有力，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任何人任何势力妄想通过搞乱西藏来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都是决不会得逞的。

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不得实施上述法案。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利用、破坏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这一定性准确完整，深刻揭露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也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达赖集团提供了可靠依据。

达赖集团所代表的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而不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利益。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阶级对广大的农奴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广大贫苦农奴和奴隶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地，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沦为“会说话的工具”。1959年，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为了“永远不改”封建农奴制度，最终不惜发动武装叛乱，图谋从中国分裂出去。1957年7月，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四世达赖接受叛乱组织“四水六岗”敬献的“金宝座”，并向在场的500名代表回赠礼品、挂哈达，极大煽动了叛乱活动。达赖身边的人大肆参与各种阴谋活动，他的三哥洛桑三旦明确要求江达地区头人齐美贡布发动叛乱，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指令”。正是在达赖的支持、庇护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顽固势力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达赖叛逃后，经过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但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达赖集团却对西藏人民的美好生活视而不见，反而大肆美化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1993年，达赖集团炮制出所谓《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的文件，称“过去的西藏社会绝不是中国所说的那样极端残酷与黑暗”，“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1998年3月10日，达赖又说，“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后来，达赖则干脆直接把1959年前他领导的西藏说成是“自由的西藏”，好像就根本不存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事实证明，达赖集团从根本上是维护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根本不愿失去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封建特权。

达赖集团自成立之日起，便沦为美西方反华的工具和棋子。1959年，十四世达赖集团为抗拒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对十四世达赖的叛逃，中央政府决定不加阻拦，并以其被劫持的说法，为其留有余地。同时，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196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指出：“达赖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

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每年支持达赖集团的支出高达数千万美元

自1959年逃亡国外后，达赖集团就一直靠西方势力豢养。以美国“西藏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政府）为例，多年前向达赖集团提供的年金就已高达数百万美元。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每年支持达赖集团的支出高达数千万美元。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与美国的反华需要密切相关，达赖集团完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关注“西藏问题”，绝不是出于对西藏文化、宗教和人权的关心，而完全是出于反华的政治需要。美国怂恿、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分裂活动，违背了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诺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原则立场。正如美国一份杂志所指出的，“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不仅在中国与流亡藏人之间设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使‘西藏问题’复杂化，而且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美国应该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停止怂恿和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

达赖集团所有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西藏独立”。1960年5月，叛逃后的达赖移居印度达兰萨拉。同年9月，达赖集团召集外逃的西藏贵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员及土司头人、上层僧侣、叛乱头目等，在达兰萨拉召开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为“大雪域国政府”，即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会议公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宣布达赖为政府“首脑”。这个所谓“流亡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由外逃藏人中少数坚持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的反动僧俗上层、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有关地区的土司、头人担任的。这次会议标志着以达赖为首的背叛祖国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的正式形成。

自那时起，达赖集团就一直公开鼓噪“西藏独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达赖集团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经济上出现困难，内部矛盾加剧，被迫改变策略，提出了所谓的“中间道路”主张，谋求在西藏实现所谓的“高度自治”或“真正的自治”，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大藏族自治区”，以此欺骗国际社会，并向中国政府施压。“中间道路”内容与“西藏独立”没有实质性不同，其基本思想也一脉相承，究其本质则是“变相独立”，而最终目的则是谋求“西藏独立”。近年来，为了获得印度政府的支持，达赖频频在事关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公然挑衅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多次表示“1914年西藏政府和英属印度都承认了麦克马洪线，根据当时的条约，阿鲁纳恰尔邦（注：即我藏南地区）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甚至多次公然宣称自己是“印度之子”。达赖集团在重大历史问题上混淆视听，实际是为将来重新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做铺垫，这也让他们在分裂祖国、背叛民族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达赖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全体中国人民为敌的做法，令其最终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