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是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他之所以站得高、看得远，战略眼光宽广深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大量读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同志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曾讲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志同样经常反复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又15次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曾指出：“《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比如，毛泽东同志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研究《楚辞》的著作，1957年12月一次就找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已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他读10本书的批注和1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录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收集了他阅读《二十四史》时在书中写下的全部批注和批语。《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了他大量的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此外，毛泽东同志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至1960年初，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紧密联系实际，把书读“活”。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和能力，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毛泽东同志历来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曾经多次指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善于跳出书本，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在大量阅读有字之书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还非常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并能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真正把书读“活”。

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智慧和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他曾经指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同志的读书和倡导读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干部提高理论素养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且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