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0月18日电 题：交流让文化存续，交融让文化发展

　　——专访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索罗宁

　　记者 王宗汉 杨程晨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亘古不变的话题，也是开启人类共同未来的钥匙。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索罗宁认为，交流让文化存续，交融让文化发展，交流与交融相织，共促人类文明走向共同的未来。在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召开之际，“东西问”专访索罗宁，就文化的交流与交融进行探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不同文化之间何以交流？如何从语言洞见不同文化交融？

　　索罗宁：文化可视为一群人公认且世代相传的一套社会行为。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含耕作、栽培等意)，其中蕴含着“自然”“野生”与“人造”“栽培”之间的二元关系。故而，一切有“改造周边世界”概念和追求的民族均有文化。

　　通过考察不同文化的现象和语言可以发现，文化并没有“有”或“无”的状态，而只有具体文化适应具体历史的情况。因此，所谓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意指从原有文化环境中移居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不适应感)只是对一种文化的“无知”，而非意味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存在不同语系，虽然在句法和形态等方面具有差异，但均有主语、谓语、宾语等基本架构。这就意味着，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虽然不同，但人类共有的是语言能力的生成架构，所以我们才可以学外语并进行交流。语言层面的交流使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在语言研究领域，会出现不同语言间“借词”和“引进外语语法结构”等现象。比如，英语中许多法语的借词与法国对英国的“诺曼征服”有关，经此，欧洲大陆文化得以引至英国；俄语词汇中的许多借词也得益于公元十世纪欧亚大陆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

　　在古汉语中，如“养马”“马车”及其他相关的词汇似乎来自某种印欧语，同时吐火罗语的一部分语音构似也证明，“建筑”“楼房”等词汇可能均属于来自古汉语的借词。这些虽然属于语言现象，但其实际意义在于揭示了文化交融的蛛丝马迹。

　　记者：一种文化存续的条件是什么？

　　索罗宁：人类历史是交流的历史。自古至今，没有一种文化能够独立发展乃至兴盛。交流是个别文化存续的必要条件。佛教有云“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意指万物从生至灭的存在过程。一种文化也符合这个过程，但因为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一种文化在“灭亡”后，其遗产不会消失，而是随着交流的延续而延续。

　　比如，占卜中的“十二星宿”原本为古代苏美尔人创造，随着与希腊和波斯的文化互动，流传到欧亚大陆，远至印度与中国。尽管苏美尔文明早已灭亡，但作为其文化遗产的十二星宿却通过文化交流流传至今。又如，尽管罗马帝国早已消亡，但其在欧洲各地建立的许多军营日后演变为城市，其官方语言拉丁语成为欧洲部分语言的起源，古代欧洲的许多学术著作是由拉丁语撰写的，这些也都成为欧洲许多国家共同的文化根源，彼此都离不开文化之间的交流。

　　记者：一种文化应当如何向前发展？

　　索罗宁：举例而言，由于种种因素，西夏文化没有流传至今日，但从其遗留的文字与其他文化遗产来看，西夏文化就是不同文化间交融的产物。

　　西夏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与文字有关。以西夏文字为主要载体的西夏文本主要有三个来源：自身创作、中原文化以及吐蕃地区文化。从中可发现，在汉语或藏文文本的主流中早已失传的内容，在西夏文化中得以保留。从中可见，西夏文化是多种文化共同交融的成果，并成为中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这就意味着，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原本形成在某个区域的文化形式会传入其他文化，在传入的过程中一面会保留自身特色，但同时也会增加前所未有的文化内容。西夏文化的创造，证明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就是以文化交融为主，增加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促进文化的向前发展。这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辩证法。

　　记者：变局之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

　　索罗宁：人类的多元文化来自交流与交融。人类的起源和历史文化演进过程是共同的，那么人类也拥有共同的未来。因此可以说，人类进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其实际的意义不限于互相学习取经，实则是在书写人类的共同命运。

　　十九、二十世纪的学者均会选择以绘制“树状图”的方式，来描述人类历史和语言的发展历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就像一棵“树”，有着共同的“根”，但是个别的树枝和叶子各有其不同形状。人类的不同社会虽然有所不同，但均有“共性”，就如一棵树的枝叶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均有共同的“形状”——人类历史的“树状图”虽然由个别因素组成，但生长的趋势是共同的。来自同一个起源的人类就有共同创造的未来命运。之前世界的历史是如此，未来的人类命运也如此，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创造。(完)

　　受访者简介：

　　索罗宁，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圣彼得堡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学校教职员。2010年任美国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3年迄今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西夏研究，宗教历史研究，语言学，文献学等。共在国内外不同顶级期刊发表数篇文章。专著有《西夏汉传佛教文献研究》，Santideva's Bodhicarayavatara in Tangut Translation (与荒川慎太郎共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