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建党精神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扎根于中国具体实际，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一百多年来，正是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我们党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使全党有了“共同语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得以战胜前进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中，首要的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信念，并根据发展着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科学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伟大建党精神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红色养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先贤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春秋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呼声。诸子百家围绕“知”和“道”展开了论争，“知”是人对事物的认识，体现了理性探索、求真意识和知行合一；“道”是人对规律的把握，体现了天人合一、有无相生和守正创新。中国古代思想家推崇“格物致知”，力求探寻事物原理。《礼记》中阐释了“礼运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间民皆同胞，万物皆是同类，故要用仁爱包容的态度对待世间人与物。古代思想家阐述的许多哲理，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人文滋养和理念元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把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推崇“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理念，崇尚挺身而出、不避斧钺的担当精神。如孟子主张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达了先贤志士的共同心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是空间层面上对世界的描述，也是伦理层面上对国家的概括，它推崇的是天下一家、家国同构、民邦共生，倡导的是海纳百川、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把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意愿升华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心。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奋勇斗争的传统和排除万难、视死如归的气概，“取义成仁”的价值取向铸就“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风骨品质。孟子以鱼与熊掌来比喻“生”与“义”，指出“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推崇强化自身修炼，适应艰苦斗争。宋代岳飞“还我河山”的豪言，鼓舞着英勇将士抵御外敌、血洒沙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激励过无数爱国志士为国捐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历经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诚、民本的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刻启迪。《吕氏春秋》有言：“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民本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尚书》中有“民惟邦本”之说，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论，荀子有“民水君舟”之喻，黄宗羲有“民主君客”之言，等等。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中国传统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倡导对党忠诚的大德，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