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数十年来，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各国民众交流往来，推动科技变革与人类文明进步。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进程面临新形势，全球治理也面临新挑战。

　　以“构建发展共同体，共创人类新时代”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受邀出席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日前接受“东西问”专访，解读全球化的新形势和未来发展方向。

　　记者：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趋势，但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

　　翟东升：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源自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源自世界各地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源自消费者对更低成本和更好产品的持久需求。因此，长周期看，全球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历史的演进是曲折的、波浪式前进的，因为主导人类历史演进的力量，除了市场还有政治和安全因素。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狂飙突进，激发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西方社会内在的反抗性力量。

　　2008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变局，本质上就是对此前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回调与修正。上一轮逆全球化周期，或者说全球化的上一个调整周期，是1914年至1945年，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一次贸易保护浪潮。正因如此，中共二十大报告用动荡变革期来概括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准确而及时的。

　　本轮全球化的调整期会持续多久？我个人认为会持续较长时间。首先，上一轮的调整期是31年，两轮世界大战导致应力释放快速且充分。而这一次，大国之间至今并未直接开战，此前全球化上升期所积累的各种应力，比如贫富分化、多元文化冲突、国家间力量失衡等，没有快速释放，而是以缓释的方式展开。所以，这轮全球化调整期估计会以时间换空间：不像上一轮那样惨烈，但恐迁延日久。

　　记者：近年来，全球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扮演了何种角色？

　　翟东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如果排除了中国和印度，就主要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崛起，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崛起。原因在于，从经济数据来看，它们占全球GDP和国际贸易的比例并没有持续的趋势性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获得明显跃升。但通过联合自强，借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框架，“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的确不可小觑。

　　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还相对有限，潜力却很大。全球80亿人口，南方国家约占56亿。如果这七成人口能逐步走上社会变革、治理提升、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那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和强劲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外循环空间也将大大拓展。

　　2008年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发生了“分化”，既有崛起之国，也有很多原地踏步，还有些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和现代化倒退。所以，不是简单一句“融入全球化”就可以实现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发展的道路上非常拥挤，还到处是坑，不存在一个简单明晰且可复制的普适性方案，必须根据国家自身的禀赋和国情，结合变迁中的国际环境制定适当的发展策略。

　　例如，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中国的态度不是彻底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逐步开放市场，渐进融入世界，持续产业升级，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变革。

　　记者：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有何内涵和价值？如何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翟东升：中国提倡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这意味着，推动多极化的进程，既不能失序也不能搞霸权，全球化应惠及广大人民。

　　西方智库和媒体造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潜台词是想离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明确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利用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国际制度变革，让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均能从中获益，才能实现普惠包容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记者：在全球化调整新时期，您认为中国还面临哪些难题？如何破局？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翟东升：中国在推动和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还面临若干难题，如内部利益的冲突和调整。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解决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如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升保障力度，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做大做强国内市场，释放14亿人的消费能力和创新动力，提升民生保障和财富再分配力度。

　　过去中国经济规模小，是以开放促改革，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大了，则能以自身改革促世界开放。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大市场和更多创新产品与服务。(完)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多年来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等方面建树颇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ECONOMICS& POLITIC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